正如顶尖的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权威马塞尔·普拉维教授曾经指出，萨尔茨堡的音乐属于全人类，而施特劳斯的音乐是思乡的、怀旧的、蓝色的、宿命的。

　　颤弓后的人性关怀

　　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使华尔兹成了世界的舞蹈。当马泽尔在1996年的音乐会加演曲目《蓝色的多瑙河》小提琴演奏的A大调主和弦颤弓下冷不防地说出中文“新年好”的时候，不管说得有多别扭，施特劳斯想必对华人世界来说又多了一层含义。当出生于沈阳、一直把中国当作故土的日本指挥家小泽征尔在2002年的新年音乐会上，示意全体乐师用自己国家的语言问候新年好，偏偏把日语留给了乐队长，而自己则意味深长吐出了中文“新年好”祝福的时候，应该很多电视机前的中国观众都想跳上台去与他共舞。

　　大多数指挥家都将小提琴颤弓后的致辞当作宣布自己“施政纲领”的大好时机，但绝不会像奥斯卡颁奖晚会那样成为领奖者泄私愤图报复的政治宣言。2001年恰逢欧元正式启动。除了来自圣雷莫的鲜花，新年音乐会舞台上方挂着硕大的欧元标志，给人以欧洲一家亲的感觉。而2005年的音乐会更具普世意义，发生于2004年12月的东南亚海啸令音乐会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年的指挥家马泽尔决定取消加演的最后一首——喜气洋洋的《拉德茨基进行曲》。此外，音乐会门票收入和马泽尔自掏腰包的十多万欧元一并捐赠给灾区。该乐团也正式挂牌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亲善大使，并在网站自豪地放上了WHO标志。

　　虽然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的艺术质量参次不齐，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形式主义也总大于文化意义，但通过电视机和广播，千家万户能够看到听到赏心悦目的音乐与芭蕾表演、奥地利的自然美景，以及乐团和历任指挥家传达出的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得音乐会成为了普罗大众最佳新年礼物。

　　2009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同样如此。首次踏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指挥台的指挥家兼钢琴家丹尼尔·巴伦伯伊姆破天荒地第一次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安插了海顿的《告别交响曲》末乐章，并在乐师们竞相离开舞台后独自指挥着二提首席，上演了一出告别大典。这也是纪念2009年的海顿逝世200周年。虽然巴伦伯伊姆的演技和搞笑本领不及洛林·马泽尔，风度不及里卡多·穆蒂，表情不及小泽征尔，但他在《蓝色多瑙河》A大调主和弦颤弓后的发言发人深省，并立即将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提高到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高度。他非常简单地说道：“愿2009年能给世界带来和平，给中东带来公平。”

　　巴伦伯伊姆的音乐救世

　　其实在指挥音乐会之前一天，巴伦伯伊姆已经和维也纳爱乐乐团联合起草了一份公开信，叫做《新年与加沙地带三大愿望》。信中提到了指挥家的一些非音乐方面的主张。首先是以色列政府应该意识到并且相信武力并不是解决中东问题的方案。其次是哈马斯的利益不能以武力达成。第三是全世界都应该意识到中东问题是特殊问题，要特殊对待。

　　音乐救世，至少这是巴伦伯伊姆的想法。这位阿根廷出生，以色列长大、手持西班牙外交护照的66岁的钢琴家、指挥家、演说家兼作家，近年来以他的政治活动而不是音乐演出博得报纸媒体头条的关注。他抨击以色列前总理的中东和平政策，嘲笑奥斯陆进程，拒绝身着以色列军服的女电台记者采访，炮轰哈马斯的单边政策，捍卫柏林歌剧界中犹太人的地位。他冒着巴勒斯坦人的枪林弹雨和以色列人的冷嘲热讽前往西岸城市拉马拉和加沙地带讲学，创办音乐幼儿园和学校，指挥演出，也顶着被驱逐出境和大屠杀幸存者群起反抗的压力，在以色列指挥禁演的瓦格纳音乐。

　　他与爱德华·萨义德合办的西东合集乐团成了一个音乐家政治观登峰造极的产物，一个乌托邦社会——在那里，来自两个敌对民族的年轻人们学会互相倾听、理解与共存。指挥家与妻子数年前在耶路撒冷的露天酒吧喝咖啡时被飞来的色拉砸中。然而可悲的是，他不知道扔色拉究竟是以色列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音乐家们幻想音乐救世，如同文人期望知识救国一样，属于纯真美好的梦想，或是一己之愿。瓦格纳希望他的音乐能与政治联姻，成为捍卫和拯救德国文化的巨人，将拜罗伊特设定为日尔曼文化的制高点。他的雄谋远略在逝世后半个多世纪，却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得以实现。

　　政治性诞生

　　维也纳爱乐乐团的新年音乐会之于约翰·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就好比华尔街之于国际金融界。这一蕴含着百万商机的活动每年从奥地利的首都向全球各地70余家电视台和超过200家广播电台转播，之后还发行成激光唱片、DVD，并以各种可以聆听的格式循环再生。通常全球的观赏聆听者都将新年音乐会作为迎接新的一年的悦耳动听的轻松古典乐享受，作为皆大欢喜的新年的开端。

　　这也正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或者说是大多数奥地利人)希望他们的新年音乐会所传达的形象。然而新年音乐会的起源也许并不那么光彩，也不能逃脱政治的干系。首届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举办于1939年，那也是德国并吞并奥地利(Anschluss)的第二年。正是在1939年，党卫军冲到施特劳斯家族抄家，从小约翰·施特劳斯的犹太裔继女爱丽丝·梅册纳(Alice Meyszner)手中没收了大量该家族的财产，诸如手稿、绘画、书信和乐谱等。纳粹粗暴地对待当时在世的轻音乐作曲家，将一大批人或是流放，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埃默里希·卡尔曼(Emmerich Kálmán)和奥斯卡·施特劳斯(Oscar Straus)；或是送入集中营，诸如莱哈尔的轻歌剧《微笑之地》的脚本作者弗里茨·罗纳-贝达(Fritz L·hner-Beda)，还有《风流寡妇》中达尼罗的首位演唱者路易斯·特劳曼(Louis Treumann)。此外，纳粹在那年还将奥地利音乐和轻歌剧中出现的“爵士风格”视为“堕落的音乐”，与此同时却高举由施特劳斯家族创作的波尔卡、华尔兹、加洛普和进行曲的大旗，誉其为“高贵的雅利安音乐”“必将把世界从之前的沦丧中拯救出来”。

　　因此在维也纳举办由施特劳斯家族音乐组成的新年音乐会便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当然也带有强烈的政治主张，显然也得到了当时所有人的理解和热烈欢迎。

　　音乐之外的理想与现实

　　如果当今有一位在世的指挥家能够了解并直面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政治背景和纳粹历史的话，那非丹尼尔·巴伦伯伊姆莫属，因为他是所有艺术家中对中东问题和犹太问题最为直言不讳和观点犀利的。邀请他指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70周年盛典，自然也是维也纳爱乐乐团“摆脱历史枷锁，彻底划清与过去界限”的最佳时刻。

　　当然，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并不尽然是施特劳斯家族的音乐。近几年来，以卡洛斯·克莱伯为首的一批指挥家将许多其他维也纳作曲家的优秀作品在元旦当天介绍给听众。因此很多人期待的在2009年的新年音乐会，一方面能够以一种既能突出新年的喜庆成分，另一方面又能直面这一音乐会阴暗历史的方式，上演一些音乐作品，纪念这一施特劳斯家族音乐会的70周年。

　　遗憾的是，如上设想未能在今年的新年音乐会中实现。巴伦伯伊姆最为明显的政治主张来自于《东方童话圆舞曲》(M=rchen aus dem Orient)，作为对中东问题以及自己组建的西东合集乐团的直接呼应。但那便是全部。所有其他遭到纳粹和时局迫害的华尔兹作曲家以及轻歌剧艺术家们根本只字未提，而指挥台上的恰恰是一个言必称永不忘怀且专攻具有争议的音乐政治行为的指挥家。没有弗里茨·罗纳-贝达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之歌》(Buchenwald Lied)；没有1938年移民奥地利的创作《华尔兹之梦》和《巧克力士兵》的著名作曲家奥斯卡·施特劳斯的圆舞曲；也没有卡尔曼的华尔兹……

　　可巴伦伯伊姆指挥维也纳爱乐乐团还演出了一系列并不适宜在庆典场合演出的经典作品，诸如《南国玫瑰圆舞曲》(Rosen aus dem Süden)、《安娜波尔卡》(Annen Polka)、《威尼斯之夜》(Nacht in Venedig)序曲和《吉普赛男爵》(Zigeunerbaron)序曲。巴伦伯伊姆选择《吉普赛男爵》序曲以及其中的进行曲其实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在二战期间，这部轻歌剧源于它的故事情节和乐曲节奏，恰恰是纳粹用来鼓舞军队士气经常播放的音乐；此外《吉普赛男爵》也正好是1942年尼德兰的德意志剧院开张首场演出纳粹钦点的剧目。当时的节目单这样写道：“用武器说话时，就连缪斯女神也不能沉默！(Wenn die Waffen sprechen, dürfen die Musen nicht schweigen!)。”